“证券教父”、“上海滩证券三猛人”——初见这些字眼时，你无法将它们与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上海男人联想起来。

    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风尘仆仆地赶到节目录制现场，半旧的皮鞋上似乎还没卸下尘埃。

    他说，不习惯别人称他“教父”、“猛人”，不过自己的确是证券市场的一个“老人”。

    证券市场的“老人”很多，但跌倒了再站起来的却并不多见，而几次跌倒最后仍旧笑着的却实属罕见——阚治东便是其中之一。

    “旗帜性人物也好，过客也好，俱已成为往事，但至少，我们走过的弯路，可以为现在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而我们的成功之处，也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参考，”对于第一代证券“老人”，阚治东如此评价。

    他说，老一代证券人，没有任何利益可图，图点虚名倒是有可能。当时他们制定了规矩，如果员工能拿一两百块，他们最多比普通员工多几十块钱而已。

    去年冬天，他以一本《荣辱二十年》的著作再次聚焦在镁光灯下，股市起落，恰如人生，而他的人生却恰如股市一般起起落落好几回。然而不管在何种阶段，阚治东所表现出的“担当”与“侠义”，都令人折服，哪怕有时太过愚忠。

    关键时刻敢于担当，这才是真的义士。这话语里多少有些悲情的味道，但在阚治东嘴里，这一切似乎都已看淡，上山下乡、留学日本、股市生涯、回归创投……虽然依旧怀念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岁月，但留下的更多是冷静思考与继续前行。

    下乡的青春岁月 
 
    中学毕业后，阚治东背着家人报名去了北大荒上山下乡，在那高寒地带、浩淼荒原之中的一个屯子里，他整整生活了九年。

    “这段人生经历不能忘怀，虽然那段日子相比现在艰苦许多，但无疑是人生的一段财富！”阚治东在微博里写道。

    这两年是上山下乡10周年，阚治东说，今年经常有黑龙江当年一起下乡的各种聚会，大家在一起似乎都忘了当年的辛苦，谈的更多的都是当年美好的回忆，很多从北大荒回来的人没有感觉那时候花了10年、8年感觉到后悔。

    他还说，北大荒留给他的不仅仅是悲惨的回忆，还有很多美好的故事。他很多的人生是从那里开始的，人与人的交往是从那里开始的，人与人的竞争也是从那里开始的，“我们的世界观在那里形成，我们了解社会，了解中国农村，了解我们的农民也是从那里开始的，我们在那里付出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

    回城后阚治东去了日本研修专攻证券——这一段经历被他戏称为“洋插队”。在此之前，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进入券商这一高危行业，也没有想到中国的证券业会发展到如今的规模。
 
    沪深之争 为了一批人担当 
 
    从第一家证券营业厅做起，阚治东为中国证券发展史上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股票指数、主承销第一只A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

    90年代，阚治东担任申银证券的总裁，可谓盛极一时。与此同时，早期的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地暴露一些问题，阚治东见证了“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发生，他的好友尉文渊和管金生的命运也因此而戏剧性地改变，而阚则由于当天在香港出差得以幸免。

    此后，申银万国合并，阚治东掌管两大巨头，成为上海证券界头号人物。但时隔不久，阚治东却因为“陆家嘴事件”被撤职。

    很多人都认为，“陆家嘴事件”是阚治东在股市生涯所遭遇的第一个大挫折，但阚治东纠正了：陆家嘴只是一个名义，就像当年老管（管金生）是以另外一个名义追究他的事。背后的原因是当年沪深两地竞争金融城市地位。

    1996年，上海与深圳为了争夺中国证券市场的老大地位，亮出了各自的拳头，两地政府都动用了庞大资源哄抬股市。上海方面，申银万国自然义不容辞，参与炒作了上海本地股陆家嘴。

    而《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成为阚治东人生的一个拐点，国务院派出调查组，沪深两地诸多金融机构遭到调查，最终阚治东因“负领导责任”，于1997年6月辞去申万所有职务，并被罚以5年市场禁入。
 
    事实上，阚治东当年可以选择不站出来承担责任，毕竟事发时他人在加拿大，很多决策并非出自他口，但时至今日，阚治东对沪深之争中自己的选择并无悔意。“事情到了一定有人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不是我就是他，不是他就是另外一个他，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如果我来承担就是我一个人来承担，如果其他人承担就是一批人来承担。”

    他告诉腾讯财经，尽管上面有董事长，有监事长、还有党委书记，严格意义他们是参与了决策，而有的决策，阚治东自己反而没有参与，“但我感觉自己的年龄还可以，当年是40多岁，董事长、监事长年龄比我大，如果让他们承担影响更大一些，所以当时还是由我来承担了。”

    说这句话时，他似乎没有一点怨气。他说，既然选择了，就不会觉得冤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