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实业起家的中国企业家，都不约而同得出做实业太难、资本市场赚钱太容易的结论。于是，中国企业中正形成一股“不求百年基业，但求资产增值”的淘金浪潮。浮躁的社会，浮躁的人，加上浮躁的钱，会轻易断送中国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

　　当下媒体关注的热点常常是劳动力的短缺、劳工工资的飙升、原材料价格的暴涨以及人民币的升值等，与之相关的讨论是企业的转型、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何去何从。依笔者之见，上述挑战固然严峻，但都不足以致命，最让人担忧的，一是从政府官员、学者到企业家，越来越多的人身不由己地加入唱衰中国制造业的大合唱，制造业作为中国国家优势的战略意义并没有在决策者和执行者中达成共识；二是浮躁的社会、浮躁的人和浮躁的钱，正把中国制造企业领向歧途，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是，很多企业家都走上了资本玩家的不归路，成者不归，败者当然也是不归。经历30年的飞跃发展后，中国企业彷徨在一个十字路口。

　　从有钱到玩钱

　　当今中国企业家的心思在哪里？是专注于实业，还是在资本市场、楼市和艺术品市场追逐暴利？答案恐怕令人深深地忧虑。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有着大胆的DNA，他们敢为天下之先，他们勤奋、执著、坚韧不拔，常常通过实业淘得第一桶金，完成了向富豪的飞跃。成功又不可避免地冶炼了他们的另一个特性：自以为无所不能。所以一旦有了钱，沾上资本市场，大胆、成功常常使他们成为一群追逐暴利的赌徒，而尚在完善中的资本市场和浮躁的中国社会对诚信的漠视，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几乎是完美的打擦边球豪赌的环境。中国企业的前途，也在一场场豪赌中被蒙上了阴影。

　　成者为王，海市蜃楼

　　我们不妨拿中国企业的标杆—IT巨头联想来剖析。如今的联想控股，其实是一个集IT、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和房地产投资为一体的混合体怪胎，其旗下除了从事主业的联想集团、神州数码，还包括投资了文思创新、芯原等企业的风险投资公司联想投资，以及私募基金弘毅投资。当然，联想也没能脱“土财主”之俗，被称为实现柳传志“地产梦”的北京融科智地，是所谓“外行房地产”大军中的一匹黑马。联想是中国企业的榜样，柳传志则是中国企业家中的教父级人物，如今联想的三三制(即IT、房地产、投资三分天下)可以说正为中国企业有意无意地仿效，形成一股“不求百年基业，但求资产增值”的淘金浪潮。

　　联想控股的愿景是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投资控股公司”，然而，法国诗人瓦雷里(Paul Valery)有个名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未来和从前不一样。”在国际上，像这样完全不搭界的行业混合体虽然曾经风靡，但已与跨国公司靠品牌走世界化、地域多元化的战略渐行渐远。流行的趋势是，即使与主业有关的子公司，也越来越多另起炉灶。最近，摩托罗拉已将消费者产品(手机等)剥离，成立摩托罗拉移动(Motorola Mobility)，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原来的母公司则更名为摩托罗拉解决方案有限公司(Motorola Solutions)，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坦率地说，分拆能否让这家具有83年历史的高科技巨无霸重振雄风，有待实践的检验，但这一手术方案却得到了业内的高度认可，专注作为跨国公司经营甚至起死回生的战略由此可见一斑。

　　联想的资本运作业务赚不赚钱，现在评论还为时太早，我们先看看联想集团主业在世界上的地位。首先，世界最佳品牌100强中，联想集团名落孙山，其同行却有相当不少上榜：惠普(10名)；苹果(17名)；三星(19名)；索尼(29名)；戴尔(41名)。再看联想集团的主打产品笔记本电脑，我在美国的网站上查了2011年笔记本电脑前十名的排行榜，联想仅有IdeaPad U350一款排在“老九你不能走”的位子。这令人不能不担心中国企业走出去后的前途。

　　再看另一个标杆企业海尔。应该讲，海尔在1992-1998年的平面产品多元化战略阶段比较成功。这期间，它基本做到了资本围绕主业运营，成功从1984年的只有冰箱一个产品发展到了1998年的几十种家电产品，并从白电领域跨入黑电领域。但是，成功之后的海尔却失去了以往的专注，成为一家无所不能的企业，所涉及的行业令人眼花缭乱，共有家电、通讯、IT、家居等12个之多。比联想更加尴尬的是，海尔的主业家电在国际市场只是廉价产品的代名词，与全球品牌挂不上钩。

　　最后看看服装业霸主宁波雅戈尔集团。它在房地产和股权投资领域的投资比例和收益早已超过服装业，因此被戏称“最不务正业”。至于主业服装，在国际市场始终没有突破“为人作嫁”的窠臼，其品牌地位比海尔还要尴尬，基本上是没有挂牌的资格。

　　根据雅戈尔网站的介绍，其在投资上“先后对广博集团、宜科科技、中信证券、宁波银行多家企业作了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投资收益”。很显然，在中国，赚钱根本就不需要专注，恰恰相反，不专注和胆子大反倒是赚钱的重要因素，而这两点正是中国企业家的长项。但是我又非常赞同大前研一的论述：“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致很难有中国的企业家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作出卓越的成绩。”除了华为等少数派，中国有多少企业在自己的业务领域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不但现在很少，恐怕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会很少。为什么？因为企业家都已经不想做实业了！

　　前不久，一个供应商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在江苏省二三级城市搞房地产，投资前景看好。这是一家做木制工艺品的小型出口企业，营业额不过1000万美元而已。当我问他投资房地产的资金从哪里来时，他不加思索地回答：“拿出口企业发展业务的名义从银行贷啊！”我不禁愕然：“那不是短期贷款吗？”他笑了起来：“大家都这么做的，短期加短期不断循环不就是长期吗？”听了他的话，我的心不由揪了起来，一是担心迈克尔斯公司与他的业务被其房地产投资所耽误，但更多的是为中国企业这种人人热衷搞投资和不务正业的风气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所担心。

　　这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我们的企业像是玉米地里的黑熊，见一个掰一个，一旦沾手金融投资，顿时豪情万丈，欲罢不能。可是惊回首，却与主业渐行渐远。

　　败者为寇，过眼烟云

　　其实，在短暂的当代中国企业史中，这种不专注和豪赌最终导致企业破产甚至企业家锒铛入狱的案例比比皆是。其中，托普神话可能最具有讽刺意义。

　　托普软件在股市被爆炒时，华为的任正非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问宋如华：“托普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个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大学教授出身的宋如华，他无可奈何地说：“托普软件到底是什么东西，哪些方面知名，很多人还不知道。”其实，每一个企业领袖都要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是谁？到底是干什么的？

　　宋如华曾经是创办了网易的丁磊的老师，为人内秀，严于律己。然而细细观察他从校园辞职以5000元创办托普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到以计税软件淘得第一桶金，再到跑马圈地打造西部软件园，最终匆匆出走美国并被中国证监会宣布“永久性市场禁入”的轨迹，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中国企业家的豪赌和暴起暴落的共性，似乎与他们的教育背景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无独有偶的是，“历来相信人生就是一场豪赌”，最终输掉顺驰的孙宏斌，也非草莽出身，而是清华大学的天之骄子。

　　其实，宋如华当年曾经信誓旦旦：“企业不要去从事自己不熟悉或没有优势的行业。我们托普就绝不去搞证券、房地产，这在我们的公司典章里有明文规定。”但西部软件园的成功炒作彻底改变了他的商业理念，而恐怕任何一个正常人也都很难抵御这样的奇迹。托普的悲剧在于，它代表了中国企业的普遍性和中国企业家的共性。

　　靠实业起家，然后在资本市场以实业为平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国企业家似乎都曾经对实业情有独钟，又都不约而同地得出做实业太难、资本市场赚钱太容易的结论。所以，中国市场就出现了一批实业家出身的资本玩家：德隆系的唐万新、格林柯尔系领主顾雏军、华晨汽车仰融、巨人集团史玉柱、欧亚实业杨斌、飞科工贸邱忠保、国美黄光裕等等。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把中国股市比作赌场，这些例子其实都是活生生的赌徒进赌场的结果：赢了还要赢，越玩越大，一直玩到输；输了要扳本，越输越惨，输红了眼就孤注一掷，最终赌尽了资本，输光了人生。可叹可悲！

　　抹去违背市场规律的灰色劣根性

　　企业家自身的赌徒性格和悲剧性的大起大落固然可悲，但最可悲的是，中国的企业也在浮躁的社会中，被浮躁的资本浪潮随意地抛上浪尖，又拍进谷底，或迷失方向，或心有余而力不足地挣扎。所以，我们不能不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的商业环境，从商业文化到商业道德，从规章制度到法律机制，都自觉不自觉地营造了中国企业家和中国企业悲剧的温床？

　　同时，我们又不得不佩服跨国公司的成熟老到，你见过微软、可口可乐、宝洁、通用汽车在中国跟风炒作吗？你见过星巴克、肯德基或是麦当劳成为央视“标王”吗？你见过哪家跨国公司肆无忌惮地编造根本不存在的品牌与业绩吗？身处同一片商业土地，虽然被身边一些中国企业所谓的“神话”震撼，它们却又不为所动，以宗教般的虔诚信守自己专注的信念。

　　浮躁的社会，浮躁的人，加上浮躁的钱，会轻易断送中国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以中国今日的现状，日本当年的经验最值得借鉴。二战后被美国人讥笑为“只能造垃圾的国家”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成为一个制造大国。其经验首先是通过立法建立制度。日本在战后订立了《外汇及外贸管理法》、《外资法》和《禁止垄断法》作为发展经济的大纲；1952年美军占领结束后，又推出了一系列法律政策推动经济发展。

　　第二，也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根据地小物稀、人口不多的国情，制定了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需要大量资本与科技投入的产业，例如钢铁、炼油、石化、汽车、飞机、各种工业机械以及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电子产业幸运的是日本一直能将稀缺的资本集中在战略产业上(日本战后通产省次官大慈弥嘉久语)。”发展汽车业的战略在日本战后曾经类似天方夜谭，就连财务省和国土交通省都表示反对，认为以日本的垃圾汽车去挑战通用、福特这样的顶级公司无疑是黄粱美梦，然而，日本政府坚定不移地支持上述专注战略，从注资、税收、关税保护、外汇优先使用等多方面给予支持，最终，日本汽车企业颠覆了美国巨无霸，日本企业也走出了从专注到集群、从集群到国家竞争力的独特发展道路。

　　第三，日本企业的崛起得益于美国管理学大师爱德华·戴明(W. Edward Demming)。此公被称作“教会日本人击败美国人的美国人”，是日本商界名符其实的教父。这和中国企业家整天津津乐道中国国情、嘲讽老外做事死板的态度截然相反。

　　第四，也特别值得当下中国借鉴的是，日本利用消费者高储蓄这一资源，筹措专注发展的资金；同时以多种方法防止资金窜入国内股市追求短期暴利，从而妨碍产业的发展。这和中国放任巨额游资在股市和楼市兴风作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蒋介石日记中有一段话：“看经济学，心思纷乱，以中国商人恶习不除，无企业之可能。”此中所指的中国商人恶习没有细细道来，但综合来看应指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的劣根性。从这一点讲，当年他对中国企业的担忧和笔者91年后的担忧居然惊人地一致。财经作家吴晓波说得精辟：“我们至今缺少对一种简单而普适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企业的神话或悲剧难以避免地蒙上了一层莫名的灰色。”现在不抹去这层莫名的灰色，更待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