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雪莉

　　“好学生”的纠结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里，如果评价哪个国家的企业最具有学习精神，中国企业一定当之无愧。在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封闭多年的中国企业表现出如饥似渴的求学精神，国外企业的各种管理制度、方法、工具都成为中国企业学习的对象。无论是开始向日本企业学习质量管理和运作管理，还是如今几乎与美国企业同步接触新管理工具和方法，中国企业的管理变革已经成为经营运作的常规现象。大大小小的中国企业对KPI、SWOT、ERP、CRM、5S这些英文缩写代表的新管理方法都不陌生，360度考核、末位淘汰、平衡记分卡 (BSC) 等方法在很多企业也得到采纳和应用。

　　与积极的学习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采纳这些方法与工具来推进内部管理变革的过程中，许多企业都遇到了挑战：有的推广阶段就困难重重，最终往往不了了之；有的方法与工具似乎水土不服，在企业运用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还有的企业在推广过程中很顺利，使用也没有障碍，使用的结果也如其在西方企业的使用结果一样，但是一段时期之后，管理者却发现这些方法与工具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却并非自己所愿。如此种种，无论称呼其为“管理困境”还是更时髦的“纠结”，都成为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

　　中国企业使用以美国大企业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理念时出现的种种困惑，可以概括为管理价值观和管理制度适应性的挑战。这些挑战发生在中国企业在开放、学习、发展的路径中所处的中魂西制、法表儒里的阶段，中西文化之别、儒法道术之异是造成这种管理困境或纠结的根本原因。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A.雷恩 (Daniel A. Wren) 在他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谈到：“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德鲁克更明确地指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

　　所谓“中魂西制”、“法表儒里”，其核心在于企业管理系统中管理价值观与管理制度两者之间的关系。管理价值观为里，管理制度为外；管理价值观是组织管理系统的魂，管理制度则是体现这种魂的载体。

　　价值观的力量

　　价值观的强大力量，在于使一个人、一个组织在漫长的岁月中表现出不变的特征，这些固定特征成为人们评价自己和评价他人的一个标准。再进一步看，价值观可促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准去影响、规范乃至约束其他人，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做事。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庞大的跨国组织将不同国家的个体和群体聚集在一起学习和工作，同一种产品被不同习俗的人群所接受和使用。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在不同国家的管理者身上，由于价值体系的核心构造不同，显示出了管理模式上的差异。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无论是成功企业中“英雄式”领导的作用，还是在许多失败案例中的企业管理者的因素，都反映出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价值观对组织管理的影响更为直接和突出。

　　如果把管理实践简化为“管理者的价值观决定了企业管理制度的选择和理想模式的建立”，实践中就不会出现我们前面所描述的管理变革的困境了。

　　中国企业的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更多地是学习、模仿和借鉴的结果。通过各种渠道，无论是企业管理者的主动学习，还是企业在早期接受ISO9000认证和近期密集地接受咨询过程中被动地引入，大量的管理工具都来自相对成熟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西方企业。通讯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的全球化布局，也使得今天的中国企业可以做到与西方管理新方法和新工具的实时接触，但是中国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是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呢？

　　价值观地图

　　按照英国学者Hampton-Turner和荷兰管理咨询顾问Trompenaars提出的管理价值观七维度模型，我们对中国企业管理者价值观进行了多次研究。按照这七个维度，管理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特点是：“特殊主义”、“整合型”、“集体主义”、“外部导向”、“同时处理”、“赋予的地位”和 “科层”；与此相对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特点是“普遍主义”、“分析型”、“个人主义”、“内部导向”、“依序处理”、“赢得的地位”和“平等”。

　　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观地图

　　在“中国式企业管理基础科学”的背景研究中，我们的研究团队根据2008年的数据发现，中国企业管理者倾向的价值观体系中，沿用的传统价值观念包括：“特殊主义”、“整合型”、“集体主义”、“外部导向”、“同时处理”，采纳的西方价值观念包括：“赢得的地位”、“平等”。样本既有更认同传统价值观的方面（五个方面），也有更认同西方观念的方面（两个方面）。与2000年我们采用同样价值观七维度的研究结果对比，除了从内部导向转变为外部导向之外，其他六个维度都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在揭示中国企业管理者价值观的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价值观体系内在稳定性的特征。至于从内部导向向外部导向的变化，极有可能是从2000年至今，外部环境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在日益增加，再加上一系列重大特殊事件对企业经营和个人价值体系的深度影响（SARS或自然灾难），使得管理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对外部环境的关注度。

　　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管理价值观体系可以做如下描述：

　　中国管理者普遍倾向于特殊主义，使得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受到了制约。同时，管理者使用各种手段来制造特殊关系，以摆脱制度的约束。虽然中国企业管理者在对待内部工作上表现出强烈的分析型倾向，但是对企业外部关系却依然保持强烈的整合倾向，更强调辨别类型、整合局部关系，更注重“大局观”。

　　中国管理者仍然倾向于集体主义。虽然超过半数以上的管理者在用人、人员配备上强调了个人能力，但是相对于美国等个人主义色彩显著国家，集体主义依然是中国管理者的价值偏好。一般认为，东方国家倾向于外部导向，认为外界力量左右着人们的成功。中国企业管理者2000年更倾向于内部导向，他们相信自己的努力和判断，自己左右自己的命运。但是到了2008年，我们发现管理者愿意顺其自然，愿意妥协，经常采取灵活和通融的态度，追求和谐成为管理者的价值偏好。在处理事情上，中国企业管理者倾向于通过相关人协调而同步地处理事情。

　　很明显，以上维度属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

　　中国管理者对权力依赖度比较高。权威来源更倾向于知识和经验，也强调业绩和表现对组织成员地位的决定作用。实现目标是管理者工作的动机，因此，持平等观点的中国管理者会平等地对待员工，以便赢得他们的全力贡献、实现目标，只有少部分人认为权力是工作的动机。相对而言，这两个维度更偏向于西方的价值观。

　　这是一幅混合的价值观图，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也参入了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这幅图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解释管理者的选择和行为。一方面中国管理者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价值观念在悄悄发生着变化，直接影响了管理决策和管理行为，“竞争”、“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具有东方管理哲学特征的传统价值观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并不容易改变。在深层次上，传统观念依然固化于心。因此“中魂”、“儒里”依然占据中国企业管理价值观的中心，同时，“法表”、“西制”则成为中国企业管理制度体系的特征。因此，如果某些方法或工具与管理价值观之间存在不匹配甚至对立的情况，管理变革中的困境就自然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