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ews8月15日消息FT中文网的编辑评论认为，我们爱机器人——它们不知疲倦、生产率高，在现代化的流水线上干着粗活重活。但我们也恨机器人——这些邪恶的机械木偶，抢走了人类工人的饭碗。

　　在人类与自动机器和自动化之间复杂关系的最新进展中唱主角的，应该是富士康(Foxconn)。这家台湾公司生产苹果(Apple)iPad，这是“好发议论阶层”（chattering classes，指西方爱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译者注）最喜欢的、科幻般的产品；并为诺基亚(Nokia)和索尼(Sony)生产设备。富士康在中国雇佣了100万员工。去年，在富士康深圳工厂连续出现工人自杀事件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低收入年轻工人承受的压力，富士康则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简而言之，富士康是一扇窗户。透过它，iPad用户可以了解到流水线上的人事斗争和管理难题——发达世界已有几十年的事件不怎么为这类难题所困了。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Terry Gou)近日宣布，到2013年底之前，富士康中国工厂内的机器人数量将与工人数量相当。这似乎印证了人们最担心的事情，它意味着，富士康会用廉价、任劳任怨的机器代替低技能的人类员工。一位分析师不带感情色彩地说：“这表明劳动力成本已赶上资本成本。”

　　不过，富士康事实上只是在做一件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行业中的合同制造商早已做完的事情。

　　苹果等客户非常重视一致性和质量，再加上劳动力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转向更先进和更加自动化的生产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就富士康的情况而言，这种改变倒不一定会导致裁员，因为该公司和中国的制造能力都处在扩张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的确会赋予高技能员工一定优势。

　　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在她的新书《大变革》(The Shift)中写道，在发达经济体中，“就那些更加复杂和需要创新或排解难题的任务而言，人并未被（机器或电脑）取代”。这就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正确的结论：自动化可能让制造业的管理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而非更加简单。随着企业把更多任务分配给机器去做，它们所需要人才是这样的：能对更加先进的劳动力进行更好地监督；能做机器无法做到的事。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呈直线增长，上述转变过程似乎也同样迅速——这是为了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之际保持利润率。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教授曼莫汉索迪(ManMohan Sodhi)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商学院(UCLA  Anderson School)教授克里斯托弗唐(Christopher Tang)合写的一篇工作论文指出：中国的一些合同制造商（如台湾的广达电脑(Quanta Computer)）已开始将部分生产转给其他公司，并开始承接利润率更高、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索迪教授表示：“随着它们（合同制造商）在价值链上占据更长的一段，富士康所需要的技能正是人们要求苹果员工具备的那些技能……（例如）能够处理好与成百上千客户或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流程效率更高，管理者承受的压力也会随之增大——这一见解并不新鲜。如今，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时间与动作研究已更多地被人们嘲为过时之物。然而早在100年前，泰勒就曾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中指出：将工人置于一套机械化程度更高的体系中，会迫使管理者承担“其他种类的职责，这些职责会造成新的沉重负担”。

　　知道困难何在，并不会使之变得更容易解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思考管理》(Management Reset)一书的合著者爱德华劳勒(Edward Lawler)曾供职于福特(Ford)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那时，这两家公司正在进行痛苦的技术和流程变革。劳勒指出，当时汽车制造商们发现，要放弃“命令与控制”式的管理模式非常困难。

　　除了能够从制造业前辈们所犯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富士康（其创始人郭台铭以管理作风专制而著称）所要进行的转型并不会比前辈们容易半分。劳勒表示，在中国，制造商“实际上正处于从命令与控制式管理转型的最初阶段”。

　　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最终一定能够对它们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流程进行自动化改造，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已经在这么做了。关键问题是，它们能否轻易找到和培养出这样的管理者：能监督与机器人大军并肩作战的高技能工人。（完）